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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披露工作已落下帷幕。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20796亿元，较2011年的20623亿元增长0.84%，营业总收入24.5万亿元，较2011年的22.5万亿元增长8.9%。但是所支付的各项税收显示，2012年上市公司共支付22233亿元，较2011年的18994亿元增长高达17%，这一增幅是净利润增幅的20倍，是营业总收入的1.9倍。
细心的投资者可能已经发现，一边是上市公司在经济出现波动的情况下，总体业绩增长速度出现的较大萎缩，足见其赢利环境正趋恶化。另一边是上市公司所缴纳的税赋却与往年相比有增无减。2012年上市公司支付的各项税收都呈现两位数增长。这不得不让人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捏了一把汗。在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上缴财政的税赋重一些或许有情可愿，但如今的状况是，中国经济正呈现结构调整的周期之内，企业本身就生存艰难，如果政府的税收还要呈现高速增长，则必然有“竭泽而渔”之嫌。
众所周知，税收不能竭泽而渔。一个国家的税收要保持稳定增长，从根本上在于作为税源的企业能够发展壮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让企业把蛋糕做大了，政府才有可能收取更多的税赋。但从上市公司缴税的情况来看，企业税赋增速要远远大于利润增速。这让笔者想起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曾痛批高税收时说“我们的联想电脑在国内没有办法卖得不贵，有17%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大型企业尚且如此，那么对于中小企业而言“逃税是找死，不逃税是等死”。这无论如何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奇怪现象。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经济发展放缓甚至出现衰退的时候，作为政府有两步棋子可以应对：一是扩大开支，剌激需求。这是中国政府最为擅长的方式，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信贷政策双双放开，使得基建和房地产投资遍地开花，这样可使经济复苏立竿见影。另一个是减税，通过对企业大规模的减税，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剌激企业扩大生产投资。此法虽短期内对拉动经济的贡献并不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只要企业好了，经济繁荣了，国家的税赋会大幅增长。在很多情况下，西方国家政府两个办法拾搭配着使用。其结果就是，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大多变成了“赤字政府”，因为“增支+减税”的唯一结果就是债务规模日趋庞大。
同样是凯恩斯理论的实践者，我国政府选择性的接受了第一个，而对第二个选项——大幅减税的热情远远不及第一个。不可否认，在经济低迷之时，中国也陆续出台了一些减税措施，以减轻社会税赋压力，比如个税的减负，还有目前正在做的“营改增”。但总体来说，减税的力度“轻如鸿毛”。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地方为了完成征税任务，竟然对企业征收过头税、“鹅城税”，税赋过重使得企业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这会使本就处于困境之中，原本期盼政府雪中送炭的企业愈加对未来失去信心。
在经济繁荣向上的时候，税收的高增长并不会给企业带来多大压力，因为企业的收入和净利润也在高增长，但是放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如此的高增长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企业的经营本来就步履维艰，而仍保持强劲增长的税收，就如同是抽血机，让企业的步履更加沉重，什么增加投资、什么产业结构转型，什么科技创新都将被统统搁置在一旁，对于企业而言，目前是先生存下去再说。
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曾把征税形象地称其是“如何拔最多的鹅毛，听到最少的鹅叫”。税收虽然是强制性的，但不应是刚性的，在经济繁荣与低迷的不同时期，应该有着高低不同的增长曲线，即使出现大幅缩水也属正常情况。对企业减税，政府让利于企，让利于民，也应该是政府宏观调控“积极财政政策”的应有之义。当前，我们的政府财政，投资的功能太强，养人的成本也太高，结果导致税收的高增长成为刚性的。因此，笔者认为对企业减税，不仅仅着眼于结构性减税，真正减轻企业税赋压力，同时也要着眼于降低政府财政的投资属性和吃饭比重，否则这税是很难减下来的。如果政府部门“只知开源，不知截流”，那么中国经济不仅要面对“硬着陆”的尴尬，更可能面临经济长期无力摆脱低谷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