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上海国资
资源税和环保收费的税、费率太低，无法起到抑制过度能耗和污染的作用
目前，中国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在财政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与其他行业的税负相比，服务业的税负过重，营业税体制导致重复征税，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和专业化分工；个人所得税未能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个税的税基非常窄，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十分有限。目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只有大约2400多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不到2%.由于个税只覆盖了4%的就业人口，即使这些是最高收入的人口，但因为大部分高收入者没有被覆盖，因此很难起到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过去10年，由于社会压力，几次上调个税的起征点，许多人误以为将可以减少收入差距。事实上，起征收点的上调进一步减少了高收入者交税的比例，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恶化。
此外，中国目前以生产和流通环节税收为主的税收体系，虽然与我国的发展阶段有关系，但造成地方政府明显偏好投资和工业企业，而忽略为本地居民的服务，加剧了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冲动；相比较，资源税和环保收费的税、费率则太低，无法起到抑制过度能耗和污染的作用。比如，目前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污征收标准相比于安装减排设备的成本要便宜很多，因此许多企业更愿意支付排污罚款。
而在财政支出方面，目前的主要问题包括：医疗、社保等民生开支不足，导致公立医院看病难、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达两万亿等问题。很多原籍农村、长期在城市打工的进城农民工没有被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在保障性住房和子女教育等方面也不能享受与城市户籍人口相同的待遇。此外，环保、节能等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过低。比如，中国政府对新能源的补贴只占GDP的0.2%，比发达国家要低一至两倍。
而财政支出中，其他一般性支出尤其是三公消费，占政府支出比重过高。加上许多地方政府滥用优惠土地定价、税收返还、政府性基金等财政资源鼓励竞争性领域的投资，违背了“公共财政”原则，导致了财政资源的浪费、更加剧了产能过剩。因此，在财政税收体制方面，中国大有改革的空间。
加大高收入人群征税力度
对于个税征收的建议，是可以从若干途径加以改善：
尝试稳定免征额，这样可提高个税占税收收入的比例，改善收入分配。
将目前7种税率减少到5种，最高税率从目前45%降低到35%.目前最高税率过高，导致高收入者大量进行避税、逃税的活动，因此政府实际上也在此税率上无法获得多少收入。相反对企业家和高端专业人士造成了政策环境不稳定的心态。
从高收入人群开始，启动综合个人所得税的试点。加强税务机关征税能力，赋予金融机构、行政机关提供涉税信息的责任和税务机关采集信息的权限。综合个税的征收项目应该包括工资薪金、经营所得、劳务报酬、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等；综合个税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拓宽税基，因此可以降低税率。此外，由于拓宽税基过程中所包括的新征收项目基本上都是高收入者的所得，也可以进一步明显改善收入分配。
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由地方政府分享的比例。
扩大“营改增”范围
2012年，“营改增”已经扩大到全国十个省市，所积累的经验应该能很快运用到其他地区和行业。今后3—4年内，应该将“营改增”扩大到全国范围。
“营改增”的主要目的是减少重复征税、促进专业化协作及服务业的发展。营改增之后，估计大部分服务业企业的间接税税负可下降15%-20%，制造业税负也由于间接税的进项抵扣而有所降低。
对银行业，由于其核心金融业务，如信贷业务的进项抵扣难以确认，在多数国家一般对其免征增值税，而只对非核心业务，如理财咨询、保险（放心保）箱管理等征增值税。多数国家对银行业不征营业税，即使征营业税，其税基的定义也远窄于利息收入。总体来说，国外对银行业的所得税税率高于中国，但由于间接税低于中国，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的总体税负较高。在利率逐步市场化、中国银行业净利差将明显下降的背景下，应该将营业税税率从目前的5%降低到4%，以帮助避免银行业出现税后利润的大幅下降。另外，银行业营业税的下降也有利于在资本项目开放后，国内银行在国际竞争中享受基本平等的税收环境。所以，建议银行业营业税税率的降幅与其他服务业“营改增”享受的间接税降幅基本一致。
提高资源税和和排污收费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继续提高资源税税率，提高排污费并改为环保税，在主要城市实行汽车拍照拍卖制度。这些改革将有助于抑制对资源的过度消费和对环境的破坏。近年来许多城市空气污染指数数倍于WHO建议的安全标准，这应该是政府大力调整财税政策以帮助治理污染的契机。因此，建议包括：第一、将煤炭资源税税率提高5—9倍。中国煤炭资源税税率过低，无法达到抑制过度消费的目的，而燃煤是中国PM2.5的最大来源，大约占45%.目前对煤炭仍然实行从量计征的方法，主要产地按3元—5元/吨进行征收，相当与煤炭生产价格的0.5%—0.8%左右。为了控制煤炭需求的增长，建议在两年内分步走，将煤炭资源税提高到5%，即提高5—9倍。目前全球石油价格低迷、国内通胀压力较为温和，从宏观条件上来说也为提高资源税税率创造了条件。除了煤炭以外，其他资源税的改革也应该加快进行。在提高资源税的同时，要配套改革能源最终消费价格的形成机制，使消费者承担资源税的成本，从而达到抑制过度消费的目的。
第二、大幅提高排污收费，包括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排污征收标准提高1—2倍。目前，两者的排污征收标准过低，相比于安装减排设备的成本要便宜很多，因此许多企业更愿意支付排污罚款。此外，还应该相应提高烟尘排污费、硫酸雾排污费、粉尘排污费等征收标准。中期来看，应该将排污收费改为环境税。
第三、在主要城市实行汽车牌照拍卖制度，逐步将汽车保有量的年增长率降到5%.汽车尾气排放是我国PM2.5的第二大来源，大约占20%，而中国的乘用车保有量过去5年内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这个趋势从环保、城市交通拥堵和能源消费等几个角度来看都是不可持续的，必须采取措施，如牌照拍卖制度等大幅降低汽车保有量的增长速度。实行车牌拍卖制度的另一重要好处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利用这些财政收入投入发展公共交通和治理污染的能力。从最近的经验来看，一个大城市引入车牌拍卖制度所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要比已经开征的房产税要多几十倍。所以，拍卖汽车牌照收入的大部分，应该用于建设地铁，大幅提高地铁的便捷度，从而提高居民“清洁出行”的比例。
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
从中长期来看，以房地产保有税为主的财产税是适宜的城市政府的主体税种之一，而且财产税按财产存量计征，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较好。
在房产税具体设计思路上，有两个方案。一是新老划断，只对新增房产征税，存量房进入二级市场交易后也开始征收房产税。此方案法律风险较低，实施阻力较小，但可能引发对利益既得者保护的质疑，也可能导致市场分割。二是对存量、增量房产统一征收房产税。存量房屋有可能大量进入二级市场交易，扩大供给，有利于降房价，有利于防止市场分割，但征收存量房产的房产税可能面临很大阻力，因为购买这些房屋时房价中已包括几十年产权的土地出让金。对于上述两种方案，近期可优先考虑第一种方案。近年内应该通过扩大城镇建设用地供给、改变供地方式等途径，降低地价和房价，为逐步扩围到存量房创造条件。
财政支出制度改革建议
今后几年，中国的财政支出改革应该主要通过增加医疗、社保、环境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解决由于“外部性问题”所导致的投入不足的问题，同时减少包括三公消费在内的其他支出占GDP的比重，减少政府通过财税优惠政策对竞争性领域经济活动的干预。
提高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医疗投入占GDP的比重。
研究表明，由于人口老龄化、新的医疗技术日趋昂贵等因素，养老金和医疗支出的缺口将成为财政的最大压力。由此，养老金的缺口主要依靠提高退休年龄、划拨国有股份和利润来解决。但是，根据国际经验，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的提高部分将由政府买单。如果政府不提高对卫生总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和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其社会压力，如老人无法获得长期护理服务而有尊严地度过晚年，将不断增大。另外，提高财政对医疗卫生的支出的受益者，主要是中低收入的人群，因此这项改革是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方面。对经济来说，完善的社会和医疗保障有助于降低“预防性”储蓄，提高消费倾向，从而提升消费拉动GDP增长的作用。保持社会和谐与改善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因此财政必须起到更大的作用。
将财政对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的投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一到两倍。
资源使用效率过低、对能源进口的过度依赖和环境状况恶化，是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巨大挑战。具体来说，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看，必须要进一步增加对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的支出，用以直接改善环境、治理污染，同时提升节能、
